虽然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正义原则，但这并不足以产生一个统一的正义概念。
明末，李自成率众造反，迭次被明军痛剿，仅率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商洛山中蛰伏。这就决定了美国不可能爆发某个族群独行其是，同主体族群背道而驰的事件。
随着社会财富的都市化，5%的富裕县与5%的贫困县人均GDP相差16.4倍。据此观之，阶层划分在印度社会根深蒂固，近年对低阶层中的杰出人士却不固化，这是印度维持政治稳定的因素之一。至今核武器仍然作为制约美、中两国高层莽动的有效手段。次日，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严辞批评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两家谣言传播集中的网站，并关闭了16家造谣、传谣的网站。以上就是当政者因为顾全既得利益阶层的禁脔而失去挽救政权败亡的最后机会的一个典型事例。
由此带来的巨大利益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稀释。从字面上看，人民陪审员是随机选择的，其权利足以抑制法官的滥用权力，诸如如果基层、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在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参见陈端洪：《宪法作为高级法与根本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许宗力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法律相对于命令具有法治意义上的优越性，自不能从中导出法律保留的要求。正是权力扩张与政绩追求这种冲动的惯性下，政府往往片面追求公共利益而过度挤压财产权。[20]中央政府由于要承担直接的执政合法性责任，且行政立法程序也相对更科学，因此相比一般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具有一定的法律品质。而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过程中，对财产权等公民权利的调整成为政府治理的手段：如通过征税来增加国家财政，提高国家执政能力，实现收入第二次分配，减少贫富差距。
[30]在法律保留制度身上，民主正当性的逻辑要强于法治的逻辑。为了减少公民受高速运转的社会系统的意外伤害，政府必然要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建立复杂的监管网络。
[30]黄舒芃：《法律保留原则在德国法秩序下的意涵与特征》，《中原财经法学》2004年12月。对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当下中国复杂社会，此种张扬立法权而抑制行政权的古典法治模式可能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的挑战。由此，法律保留的制度逻辑呈现两种取向：一方面限制行政权，强调消极行政，体现了法治的理念。虽然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多少靠近（也仅仅是靠近）了法律的品质，但法律保留针对的不仅仅是行政法规，更是行政法规以外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我国宪法并没有像德国基本法那样规定任何对外行政都必须有专门的法律授权（也即宪法没有就所有对外行政予以法律保留）。从中不难看出，法律保留本质上是民主代议机关对行政权的一种控制手段，其强化的是代议机关的权力中心地位。[26]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1页。两者之间的紧张使得法律保留的制度逻辑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分裂，而其中民主又占据上风。
行政权所制定的行政命令也具备一般性、公开性与预先性的特征，同样可以达到法治国原则有关人权保障的要求。对于这一概念的继受者我们而言，不仅应当和域外的学者一同从时间的维度考察社会变迁对法律保留制度的影响，更应当从空间的维度，立足于当代中国复杂社会，对中国制度语境下的法律保留逻辑加以反思，切忌错把他乡当故乡。
[2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篇。在此意义上，其天生就有权力扩张的欲望。
[11]R. Geitman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offenceNormen, Berlin 1971, S.79. 转引自许宗力书，第135页。在此意义上，法律保留不能保证所有人在法律之下，立法者是一个例外。[17]H.Peters, Verwaltung ohne gesetzliche Erm?chtigung？in FS-H Huber,1961,S.214ff. 转引自许宗力书，第152-153页。他们认为，在十九世纪君主立宪时代，这一因果关联大致成立。这些都要求加大政府干预社会的纵深度，但法律保留遵循的却是抑制政府积极作为的消极行政治理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将民主代议机关推向社会治理前台的积极立法模式。[9]3.法治与法律保留在德国传统上，法治国一向被视为法律保留制度的两大宪政根据之一（另一是民主）。
还有一种是比较强的法律保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有直接法律依据或至少是法律明确授权的行政法规依据。只有分权，法的权威才能上升，人的权威才会下降，[4]才真正可能保证所有人在法律之下。
而我们的政府还没来得及基于法治的理念从社会大面积撤离，后工商时代又提出了政府应当全面介入社会的要求。参见应松年：《一部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关于立法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
[32]韩少功：《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2000年3月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学周上的发言。结果，国务院就经常用发布决定命令的形式来取代行政立法。
[37]孙展望：《法律保留原则着陆的制度瓶颈——以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为例》，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4期。也有现代的问题，如许多城市已经进入现代工商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快，权利意识与契约意识也很流行，形成了主要靠法律维系关系的陌生人社会。[13]但台湾学者许宗力根据台湾的制度语境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路普的观点即使有理，也只局限于德国。在我国的宪法语境下，法律保留虽不能从依法治国原则当中必然导出，但其本身的法治意蕴却与后者神脉相通。
在法治的圣坛上牺牲过多的社会目的将使法律成为空中楼阁。只有这样理解，法律保留制度一说才有意义——如果所谓法律保留只是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有抽象的法律职权依据，那么这种法律保留意义不大。
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社会的变动决定立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两者出台程序的严谨性与公开性大不相同，但在现实当中却具有相同效力。
[1]譬如，征收如属于法律保留范围，则意味着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政府不得实施。但无法律即无行政（或者说法律产生行政）与法学理论上的法律保留之关系尚需做进一步辨析。
从逻辑上而言，依法治国或者依法行政虽然强调行政必须受到法律拘束，但这只意味着行政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依照法律。其次，从空间维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城市不断扩张的大国。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结构与法律制度的部分变迁，法治与法律保留之必然关系遭到部分德国本土及台湾学者的质疑。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The Clarendeon Press,1980, p266-275. 另外，法治意味着一切人都在法律之下，但法律本身又是人制定的。
关键在于：在中国的宪法语境下，依法治国是否必然导出法律保留？对此，必须结合我国的宪法制度加以细致分析。这或许是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命运。
[38]此外，还必须强化事后的制度配套，如一般司法审查以及违宪审查等。全球进入了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秩序很难在这种急剧变动、充满冲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社会发挥大的作用。
……但法治不应轻易地成为‘不应这样做的借口。2.法律没有规定同时也不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抽象的行政职责行政。
